基于數字技術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即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或多服務一個客戶的邊際成本往往為零或接近零，最終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讓企業長期處于競爭優勢地位。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同時要求“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上又進一步強調，要主動應變、化危為機，深化結構性改革，以科技創新和數字化變革催生新的發展動能。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正逐步完善，企業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凸顯。面對新的發展形勢，尤其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對企業的邊界、內部組織、競爭優勢等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將推動創新模式發生重大變革。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從而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
數字技術推動創新要素流動機制變革
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及深度應用，對創新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引發了傳統要素流動機制的變革，助力創新效率大幅提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推動創新要素加速流動和精準匹配。通過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充分釋放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活力，實現深度合作的協同創新、融合創新已成為科技創新的新范式。
數字技術與創新融合可以打破創新各環節的界限，增進不同創新要素、創新主體之間的信息流動，降低要素供需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從而提高要素流動速度和配置效率。比如，我國新冠肺炎疫苗研發周期遠短于傳統研發周期，跑出“中國速度”，這一方面與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密不可分，同時也得益于數字技術在研發創新、數據收集、遠程協同等方面對研發流程的重構，從而在技術層面為大幅提高研發效率提供了支撐。
二是推動創新要素配置方式變革。數字化浪潮中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平臺的大量涌現，且已從消費領域延伸到生產及研發等各領域。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以提供生產服務、生活服務、科技創新等為主的平臺服務企業實現業務收入3193億元，同比增長24.9%，遠快于其他領域。有學者甚至認為，“數字化工作平臺已成為21世紀最主要的組織形式”。
數字化平臺為創新要素提供了信息與資源有效共享的機會，也為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工業互聯網平臺通過大量匯集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及信息，推動構建以需求為引領的高效協同創新機制，形成開放、靈活、快速以及貼近用戶的創新發展模式。
三是推動新型創新要素不斷涌現。信息化時代，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要素的屬性及組合方式，并持續催生新的資源要素和組合模式。其中，數據基礎性作用的日益顯現，逐漸成為一項新型核心要素。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并要求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又進一步提出，要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這使得企業創新發展面臨的要素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數據驅動型創新模式正在形成。
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分析，在創新要素加速流動的數字化時代，企業要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深入開展數字化轉型，打造敏捷、快速決策、高績效的組織方式就顯得尤為必要。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已將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破解經濟持續增長乏力的有效手段。其中，德國率先提出“工業4.0”理念，美國則緊隨其后大力發展工業互聯網，我國也在總結前期發展“兩化融合”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動“互聯網+”在各個領域的融合滲透。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綜合性戰略任務，需要各個環節的協調配合、系統推進。然而，通過分析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容發現，大部分企業主要將數字化技術應用于提高生產力、提升質量管理能力、降低生產運營成本、滿足定制化需求以及保障安全生產等方面，雖然一定程度上也帶動研發活動的數字化轉型，但往往是被動式的適應，而非以研發為導向的主動式調整。
據工信部兩化融合服務平臺統計，目前我國制造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已達到73%，但開展網絡化協同、服務型制造和個性化定制的企業比例分別僅為37.9%、27.9%和9.8%。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企業研發設計數字化僅是作為工具的低端數字化，而非與生產經營活動協同合作的高水平數字化，從而導致大部分企業數字化承接的仍是傳統生產要素，難以有效應對創新要素加速流動這一局面。比如，當前平臺匯集的高端要素往往集中于設計方面，而研發領域尚未能有效破題，致使企業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模式。
數字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基于數字技術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即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或多服務一個客戶的邊際成本往往為零或接近零，最終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讓企業長期處于競爭優勢地位。因此，企業應該進一步加快數字化轉型，加快探索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數字化驅動發展模式，為創新要素加速向企業集聚提供良好載體。
多措并舉推動政策環境優化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企業自身，但該項活動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政府部門除了強化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供給等方面的支持外，還需要不斷優化政策環境，助力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
一是轉變政策支持方向。圍繞數字化轉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構建了較為健全的政策體系。但通過梳理2015年以來的政策發現，大部分扶持政策集中于生產、營銷領域，比如數字車間及智能工廠、工業互聯網平臺、遠程運維服務、電子商務等。因此，建議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中，強化對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形成有效政策引導。
二是創新政策推進策略。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來說不是技術的轉變，而是戰略的轉變，需要高層領導團隊采用新的文化、過程、結構和策略，這對企業家是一項重大考驗。因此，在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慮企業家群體特征以及政策執行落實的可行性，借鑒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從信息接收方、信息傳達方、信息內容、信息渠道等方面創新性、系統性地進行政策設計及實施。
三是開展標準體系建設。當前業界圍繞數字化轉型開展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制定工作，并總結了大量典型案例及應用場景，對規范企業數字化轉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指導作用。但與扶持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這方面針對企業創新領域的努力及成果較少。因此，建議在當前大力開展標準體系建設的背景下，加強企業研發創新環節數字化轉型標準體系建設，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為更多企業提供指導性框架。
四是完善市場運行機制。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創新要素組合方式和流動交易規則，也催生了一批新型要素的出現。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因此，建議在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圍繞數字技術帶來的新變化，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完善要素交易規則和服務體系，提高要素配置的靈活性、科學性、協同性，構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