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進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補齊短板和弱項，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在“十四五”時期完善現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培育形成千個創新生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2020年，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財政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培育壯大新增長點增長極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產業集群梯次發展體系，培育和打造10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100個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引導和儲備1000個各具特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形成分工明確、相互銜接的發展格局。
加快推進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補齊短板和弱項，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在“十四五”時期完善現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培育形成千個創新生態，助力實現我國“一十百千”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格局，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打造成我國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建設的“新型苗圃”。
新型產業創新生態不斷涌現
近年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范基地建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為創新生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空間。近期重點支持的5G、工業互聯網、集成電路、工業機器人、增材制造、智能制造、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孕育出新的創新生態。各地也正培育多樣化的創新生態系統。早在2012年，深圳市就提出“構建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經過多年努力在科研基礎“先天不足”的情況下建成了“創新綠洲”。北京、上海、山東等多地正加碼新興產業布局，聚焦5G、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創新平臺等新業態，策劃生成了一批引領性、帶動性、根植性強的重大項目。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隨著高技術孕育的新動力、新模式和新產業的不斷創新發展，現有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面臨著支撐政策體系性不強、缺少精細化政策工具、開放性不夠、組織專業性水平不高等問題。
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的建設，需要在考慮技術和產業發展特點的基礎上，依托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按照市場需求驅動、多維協同組織、模式分類指導、分階段有序推進的建設原則，培育千個產業創新生態，完善相應的配套體系，形成基于創新主體互動關系的開放協同機制、風險防控機制、成長與發展機制。通過建設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強健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生態鏈，助力構建貫穿科技和產業、制造和服務、數字和實體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加快形成產業生態體系競爭的新優勢。
推進分類建設六大類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
構建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生態，要抓住創新生態網絡中最核心的要素（“黏合劑”），推動生態內部的創新資源圍繞核心要素開展高效整合、有效對接的創新合作，進而實現生態內創新主體的同頻共振，賦予產業發展新動能。
基于不同核心要素及模式特點，可以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分為關鍵共性技術型、產業鏈型、聯盟型、場景型、平臺型、服務型六大類別，開展分類指導和重點建設。
一是培育圍繞關鍵共性技術的產業創新生態。以關鍵共性技術能力建設為紐帶，引導并調動大學、科研機構、創新鏈中的不同企業以及新型研發機構投入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提升基礎研究的參與度，加強不同主體間的協同聯動，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根本性創新與產學研用龍頭的有機體系。如國家軟件重大工程可圍繞軟件關鍵技術、工業技術的軟件化、軟件定義網絡等關鍵領域，聯動官產學研資源，可重點培育一批技術創新生態。
二是培育圍繞產業鏈的產業創新生態。以產業鏈能力建設為紐帶，龍頭企業、上下游配套/開發企業等不同主體可以圍繞產業鏈上的技術、產品、服務等進行主導、協作和配套，強調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形成橫向共生、縱向耦合，以及產業鏈和創新鏈的協同。如圍繞計算產業鏈，龍頭企業可牽頭推動硬件開放、軟件開源，聚集合作伙伴、政府、高校、研究機構、初創企業、開發人員等，形成計算產業鏈生態。
三是培育圍繞聯盟的產業創新生態。以聯盟組織為紐帶，由產業聯盟、標準組織和企業共同推動產業技術標準創立和產業化進程，強調的是從標準和通用化的維度規范產業各主體創新方向和選擇，提高產業聯盟自主創新過程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如已有的人工智能產業聯盟、大數據產業聯盟、增材制造產業聯盟、新材料產業聯盟等，均已構建了多企業、研究機構、高校、多創新組織有效聯動的創新生態。
四是培育圍繞應用場景的產業創新生態。以應用場景為紐帶，圍繞核心產品/解決方案、配套/互補產品、行業用戶群體（2B/2C）的場景和應用方向，推動生態內部各大主體進行積極投入并形成應用生態。通過總結示范應用和大規模應用的經驗和問題，積極推動有關產品應用的法規、應用標準的建立與完善，消除新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應用障礙，完善基于新技術的應用創新生態。如圍繞“衛星+”防災減災/應急/海洋應用、互聯網+天基信息應用、智慧交通系統等公共服務構建產業創新生態。
五是培育圍繞互聯網平臺的產業創新生態。以互聯網核心平臺為紐帶，圍繞平臺載體、大批的用戶群體、擁有共同價值理念的集成服務商、合作伙伴以及貫穿整個生命周期的產品和平臺服務等，推動平臺上各主體開展實質性的合作，參與價值的共同創造和協作，實現“生態型共建”。如圍繞生物醫學領域的共性技術和服務等，搭建抗體篩選平臺、醫學影像信息平臺、農作物分子育種平臺，形成基于平臺的產業創新生態。
六是培育圍繞智能服務的產業創新生態。以智能服務為紐帶，圍繞生產性服務、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強化智能服務對電子信息制造、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等制造業、生物、綠色低碳等產業的服務支撐，推動服務型制造和智能服務創新發展。如圍繞研發設計引領模式、供應鏈管理專業化、網絡化協同制造、系統解決方案和信息增值服務、供應鏈金融服務等制造新業態，構建高新技術服務產業創新生態。
針對不同類型創新生態開展差異化政策設計
不同類型的創新生態，對政策需求也會有一定差異，如圍繞產業核心技術和產業鏈的創新生態需要更關注前沿技術的突破和產業投資，因此需要以更為開放合作的政策吸引多元投資渠道，引進更多高層次人才。平臺型創新生態則需要建設包容審慎的產業創新生態政策環境，給予新模式新業態更多審慎包容的產業規制，給予平臺經濟、新興應用場景更多的試錯機會。減少對其創新生態中新興產業和新興產品發展的約束，通過行政指導等柔性監管、觸發式監管引導生態發展，如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區塊鏈產品的研發和創新中，給予更多的自由空間。
同時，對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發展較為成熟的生態，需要適時開展產業和區域適用性評價，在評估其推廣應用可行性的基礎上，加強典型領域產業創新生態的試點示范。
